1914年夏天，欧洲那边打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，那时候大家都管它叫欧战。

欧洲大战在两个对立的国家联盟间打响，英国和法国那边叫做协约国，德国和奥地利那边则叫同盟国。那时候，袁世凯是北京政府的头儿。因为这场大战的两边跟咱们中国没啥直接的利害关系，所以袁世凯政府就决定不掺和，保持中立。到了1914年8月6号，袁世凯下了道命令，说：“眼下欧洲那边，奥匈、塞尔维亚、俄国、德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比利时这些国家闹起了矛盾。咱们中国跟他们都是朋友，所以我宣布，咱们得守着中立的原则，好好维持跟他们的关系。”

一开始，美国也表明自己不参与任何一边。

战争一步步推进，中国也慢慢被牵扯进来。

袁世凯宣布中国保持中立没多久，到了1914年8月23号那天，日本直接向德国开打了。时间过得挺快，转眼到了11月，日本军队就把德国在中国的地盘，山东青岛，给占领了。

19世纪快结束的时候，青岛被德国给占了，这事儿吧，说起来挺简单，就是由一件小事儿闹大的。1897年11月，山东巨野那边，两个德国传教士让人给害了。德国就拿着这事儿说事，到了1898年3月，跟清朝政府签了个《胶澳租界条约》。从那以后，胶州湾就成了德国的租界地。再到1899年，德国皇帝发话了，说胶澳租界里新开发的那块地方，以后就叫青岛。那时候，咱们中国这边呢，有的管那儿叫青岛，有的还叫胶州。

日军拿下青岛后，就按照管殖民地那一套，在青岛搞了一堆民政机构。说白了，这些民政机构就像是当地的小政府一样。

1915年1月份，日本政府找上袁世凯，要求了一大堆权利，这事儿就是咱们说的中日二十一条谈判。这二十一条啊，分五大块儿，第一块儿有四条，第二块儿七条，第三块儿两条，第四块儿就一条，第五块儿又是七条，加一块儿正好是二十一条，所以叫“二十一条”。在第一块儿里，日本政府说：“中国政府得答应，以后日本要是跟德国商量好了，德国在山东根据条约或者别的关系享有的权利利益，要转给日本，中国政府都得认。”说白了，就是日本想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好处。

参与谈判的日本方面是驻华公使日置益。中国这边呢，主要是外交部长陆徵祥，还有副部长曹汝霖，以及驻日本的大使陆宗舆。这场谈判拖拖拉拉搞了好几个月，后来日本人那边把第五条给撤了。到了5月7号，日本人下了最后通牒；再到5月25号，陆徵祥就和日置益一起，把“中日条约”和相关的文件给签了。因为这个条约是在民国四年签的，所以大家都叫它《民四条约》。虽然第五条没了，签的条款加起来也不到二十一条，但大家还是习惯叫它“二十一条”。

日本趁着跟德国开战的机会，一把抢占了青岛，这事儿算是欧洲大战对中国头一遭的直接影响。然后呢，日本又瞅准欧洲那些大国忙着没空管东边，硬是让袁世凯政府签了个《民四条约》，就是那二十一条，这算是欧洲大战对中国的拐弯抹角的影响。

袁世凯去世后，副总统黎元洪就接手了总统的位置，而段祺瑞则成了国务总理。

1917年3月份，国务院提了个建议，然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在3月10号和11号这两天，一个接一个地通过了跟德国断交的决定。到了3月14日，北京政府就正式说了，跟德国的外交关系断了。时间一晃到了4月，美国也不保持中立了，直接向德国宣战。这一来，欧洲战场上协约国那边形势就好转了。美国这么做，在中国可炸了锅，大家伙儿开始讨论，咱们中国是不是也得跟着美国，对德国宣战呢？

主张开战的主要人物是段祺瑞。

从国家外交的好处出发，驻美国的大使顾维钧也坚决主张中国参加一战。1917年4月9日，顾维钧给段祺瑞发了电报，详细说了说他对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和要不要参战的想法。他觉得，现在远东的国际局势已经变了，英国和法国已经顾不上这边了，日本成了对中国最大的威胁。“遇到和中国有关的事儿，英国和法国都先和日本商量，就好像默认了日本是东亚老大。”顾维钧看了看周围的情况，这么说：“英国盯着西藏，俄国盯着蒙古，日本盯着山东，葡萄牙盯着澳门，这些都是还没解决的问题。”他的意思是，这些国家都对中国有领土要求，所以不能靠他们来帮中国搞外交。反过来，美国“对我们没坏心眼，对我们很真诚，我们可以靠美国帮忙”。跟英国、俄国、日本这些国家比起来，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，所以顾维钧提出了“靠美国帮忙”的外交策略。既然要“靠美国帮忙”，那就得跟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走。所以，他主张中国应该跟着美国一起对德国宣战。顾维钧给段祺瑞讲了讲参战的好处，说：“要是我们帮美国打仗，美国以后也会帮我们，还有多余的力气帮我们预防危险。”他还预测，美国“打完仗以后，在国际上的势力肯定会更大”，“我们帮它打仗，以后在国际交往上能得到的好处肯定不少”。

顾维钧在这儿亮出了一个关键的外交理念，这理念伴随了他一辈子，就是“靠美国帮忙”。他提出参与战争这事儿，是觉得“以后咱跟别的国家打交道能捞到不少好处”。要是单从外交能捞到啥好处来看，参加战争那肯定是划算的。

不过，段祺瑞想要参战的想法，却被总统黎元洪给否了，这一下可好，闹出了“府院之争”，就是总统府和国务院之间的较量。另外，孙中山也是极力反对参战，这样一来，段祺瑞的参战计划又碰到了以国民党人为主的国会的阻拦，结果这参战的事儿，国会就是不给通过。

1917年5月23号那天，黎元洪做了决定，把段祺瑞的总理位子给撤了，这样一来，政府和院方之间的矛盾可就闹大了。

那年夏天六月的时候，黎元洪请了张勋带兵来北京帮忙解决事情。可没想到，张勋却偷偷地想改变国家的制度，要重新让皇帝来管。到了6月12号那天，张勋一通忽悠，黎元洪就被他说动了，下了命令把国会给散了，还说：“参众两院从今天起就不算数了，我们另外找个时间再选新的，这样法律秩序才能稳住。”

7月1号那天，已经被废掉的皇帝溥仪发了个通知，说自己要重新出来管事了，开始上朝听政。

7月2号那天，黎元洪发现自己被骗了后，他又让段祺瑞当上了国务总理。因为黎元洪自己没啥势力，所以他这么做，其实就是想让段祺瑞去收拾那些想恢复旧制度的人。

7月3号那天，段祺瑞跑到天津边上的马厂那里，搞了个反叛军的大本营，叫做讨逆军总司令部。

7月6号那天，冯国璋在南京站出来，说他要临时当这个总统的差事。他这么做，其实就是表明自己不接受那个帝制的意思。

段祺瑞带头去打张勋，这一举动赢得了很多支持共和制的人的支持。7月8号，在美国的中国大使顾维钧给段祺瑞发了电报，说：“这次国内突然变故，让国内外都很震惊。还好有您带头平定叛乱，保护共和制度，稳住国家根基，真是让人高兴又安心。我接连收到假的外务部电报，让我把复辟的假诏书告诉美国政府，再传遍美洲。我直接告诉他们，这是反对民国的行为，我们根本不理睬。”顾维钧发这电报的时候，打叛军的仗还没分出输赢，这说明他不是光看着不动手，而是明确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

7月12号那天，反抗的军队冲进了北京城，张勋的队伍立马就散了架。

张勋搞复辟那会儿，可算是帮了段祺瑞一个大忙，让他一下子解决了两个政治上的大难题。头一个，就是把那个不肯配合的总统黎元洪给请走了；第二个，就是把那个主要由国民党人组成的、老跟他唱反调的国会给解散了。

7月14号那天，段祺瑞一回北京，就忙活着要组建新政府。说到打垮张勋那个想恢复旧朝的家伙，段祺瑞在政治上最得力的帮手和搭档，就是梁启超他们那个研究系。为了奖励他们出的力，研究系里几个大佬都被安排进了新政府，像是外交部长汪大燮、内政部长汤化龙、财政部长梁启超，还有司法部长林长民。这样一来，研究系算是走到了最风光的时候。

张勋想要恢复帝制的风波过去后，关于跟德国开打的事情又被拎了出来。这时候，黎元洪已经不当总统了，国会也散了摊子，所以这次说要开打，没人再拦着，很快就定了下来。1917年8月14号，北京政府出了个《大总统布告》，里头说：“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号上午十点起，咱们跟德国、奥国算是开打了。以前跟德、奥签的那些条约啊、协议啥的，都按照国际上的规矩，统统不算数了。”这个布告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各部门老大一起签的字。听说这布告还是林长民写的呢。

当天，中国外交部通知了各国在中国的外交代表：“我们政府说了，从中华民国六年八月十四号上午十点开始，咱们跟德国、奥匈帝国就算是开战了。之前咱们跟德奥签的那些条约，不管啥内容，全都作废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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